每到11月，珠三角和長三角，工廠主管們為招工更加忙碌。在“用工荒”連年持續的東莞、順德、紹興、溫州……，小工廠把招工啟事貼到附近的馬路上，大企業還會直接跑到內地省份招募，以對付春節前后更為短缺的用工局面。

       不過，中國工廠們現在正在接觸一些新角色——以工業機器人領銜的自動化設備。招募后者的“薪酬”建立在類似的公式之上：引入機器人（自動化設備）的價錢，相當于可代替工人的月薪乘以12，再乘以1.5到5倍左右。

       一旦成交，工人立免。譬如，根據騰訊財經《棱鏡》的了解，在珠三角發達的沖壓行業里，工人的月薪大約為4000元，于是，用機器換人的價格約在5萬到25萬之間。這種數字，已成為工廠們減少工人的最基本投入。

       這種投入曾被中國工廠們視為先鋒實驗，現在開始于制造業界流行。去年開始，地方政府更成為了這種人機交易的推手。去年5月，浙江已把“機器換人”列為產業政策，之后廣東的東莞和順德等地立馬跟進，為機器代替工人的工廠提供補貼；在全國各地，機器人產業園更是遍地開花。

       從去年開始，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工業機器人消費國，2014年上半年中國工業機器人進口數量規模達到34714臺，同比增長92%；在中國新成立的內外資機器人自動化公司，則以每天超過一家的速度在增長。

       11月4日到8日，上海召開的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上，N1“工業機器人館”成為了最火熱的場館。參展的100多家廠商展示了可以完成焊接、切割、搬運、修邊鉆孔等等專業操作的各式各樣的機器人，一些做咖啡、玩魔方的服務型、娛樂型機器人更是被團團圍觀。

       一時間，工業機器人已被推崇為“中國制造”，尤其勞動密集型企業對抗用工難、轉型升級的不二之路。在“90后”產業工人開始成為勞工主力，制造業四面楚歌的時代，那些曾支撐中國制造30多年，以勤奮耐勞著稱的產業工人，真的要退出歷史了嗎？

       有些輪回的是，那些學習國際巨頭、瘋狂制造機器人的企業，很多又在不自覺之間，重復著“中國制造”的老路。

       “無工傷，不抱怨”

       “以前是全人工，黑壓壓的一片人。”佛山艾樂博機器人的創始人農百樂描述他所見過的，包括美的工廠在內的沖壓車間：鐵片經歷著很多對手，沖孔、翻孔、沖邊、翻邊、打折……，工人們不斷加班，不斷倒班。

       中國的沖壓行業在世界里扮演著重要角色，全球九成沖壓工序在珠三角和長三角完成。農百樂原本在金融界工作，后來加入了幫助工廠們以機器代替人的行列，其價格大約為“5萬換一人”。

       這個價格被農百樂形容為“行價”。在2008年《勞動法》出臺之后， 珠三角沖壓工人的工資從1800元，上升到現在的4000到4500元。

       “沖壓工作里，人的動作絕對速度比機器人快，但人的動作不能長時間持續，不夠穩定，人性也有不可控的一面，不能干24個小時。”農對《棱鏡》說。“還有工傷賠償。一個手指10萬，兩個手指20萬，一只手掌50萬。如果是小工廠的話，流動資金就這樣賠進去了。”

       亨利.福特曾經說，“我雇的明明是兩只手怎么卻來了一個人。”——現在，廣義的工業機器人就是能夠實現自動化控制、可重復編程的多功能機械手，并具有三個或三個以上可自由編程的運動軸，看上去就是人的上肢的簡化組合。

       “無工傷，不抱怨。”這是去年上海工博會上，一個國內機器人企業的招商廣告。實際上，中國工廠們最早的機器換人的動力，在于工人工傷的風險日益增加。那些重復性高而且環境惡劣的工位，譬如噴油、拋光等等，都是機器人率先進入的地方。

       除了手，還有“腳”。順德嘉騰電子公司副總經理陳洪波說這是普工的世界：“搬運工最辛苦，很多人做一個星期就走，人員流動性很大。以前的工人還好一點，現在的年輕工人有時連一天都熬不住。”

       這種勞動還發生在概念時髦的電商倉庫里。陳洪波曾做過統計，在雙十一期間，某電商物流倉庫里的工人要捧著箱子每天走大概50到70公里，超過兩次馬拉松的距離。

       嘉騰制造的自動搬運機器人（AGV）正在美的和華為的工廠里運作，均價每部7萬左右，陳說，這也是工廠們對搬運工“價格”的心理指數。

       實際上，工人們的“價格”已經十分清晰。“新一代工人至少是9年義務教育，獨生子女，他們寧可3000元去寫字樓上班，也不愿意4000元工資到工廠去。”農百樂說。“加上社保和平均工資連年往上提，現在上不上機器都缺人。”

       從2013年開始，中國勞動力市場已步入劉易斯拐點，出現了勞動力總量下降的局面。所有與《棱鏡》交流過的工廠管理者都說，他們正面臨勞工年齡斷層的問題。

       在1998年就在東莞打工的王會超，現在是東莞運城電鍍車間的主任。他回憶說，過去沒有機械手、自動化的時候，他要把幾十斤重的工件每天搬運一百多次——“現在的工人不可能這樣。他們的父母也不指望他們賺這種錢。”

       受沖擊的工人

       26歲的廖玉禪是一個流水線普工，在深圳、成都的富士康工作過兩年，如今在一家LED工廠工作。她說自己一直過著一種很單調的生活：工作時坐在流水線上，重復著取件、插線的動作，每分鐘重復多次，而她的收入，很取決于她的動作做得有多快。

       實際上，中國的產業工人，尤其普工過去長期承擔著高強度的，快速的，重復勞動的角色。“在工廠，不管你做的是什么，最終都會變成機器人。”廖玉禪說。這種說法并不夸張，很多珠三角的工人都曾對《棱鏡》有過類似的表達。

       對于中國制造來說，如何讓普工們的工作——或者直接說某一個不斷重復的動作——做得更快、更準，是生產主管們長年的命題，也是中國制造在過去于世界崛起的一大“優勢”。

       鄧邱偉是雷柏科技的副總經理，曾在臺資工廠里任職，長期研究如何減少工人的動作浪費，加快頻率。這幾年，他成為了“機器換人”的急先鋒，把過去對工人生產精細到讀秒的研究精力，轉移到了機器人身上。

       “一個鼠標如果經過50個工人，一人浪費一秒就是50秒。很多秒可以由機器人代替。”類似的思考時而掛在他的嘴邊，而直接的改變，就是在兩年時間里，雷柏工廠的工人從3千人減少到現在的800多人，增加了過百臺機器人。

       鄧邱偉說，美的集團工廠的變化讓他吃驚：那些簡單重復的工作崗位，譬如搬運和碼垛等等，已在兩年間被機器人以及自動化所代替。《棱鏡》也獲知，包括富士康等國內的制造巨擘，也早已在類似的工位上進行機器換人。

       去年秋天，美的空調副總裁吳文新曾經表示，在2014年把空調工廠的工人數減少一半，搬運、打包、貼商標等工位和動作，都要被機器人所代替。在機器換人的工廠，KPI調整、工人再培訓也成為了新的命題。

       被機器人和自動化設備影響的工人，有一部分要重新學會與機器“相處”。有一種現象已經在改造以后的車間里出現：機器的介入使產量增加，沖擊了工人們過去習慣的計件薪酬體系，于是，有的工人會故意把生產做慢一點，以防主管為生產線增加工作量。

       在浙江以及廣東給各地，政府們正在為機器換人的交易提供補貼，這些補貼多數用以工廠們購置包括機器人在內的自動化設備，數額從10-15%不等，有的地方甚至達到20%。那些有資金規模的企業，在這種政策中加快了把工人請出生產線的速度。

       美的方面對《棱鏡》表示，美的集團機器人今年將超過800臺，后期每年以30%左右的增幅投入機器人，預計2016年當年投入機器人費用將超過3億元。《棱鏡》還獲悉，在美的小家電事業部，在不降低產值的前提下，每年減少200個人成為內部的任務指標。

       業界人士皆稱，機器人的出現目前還鮮有導致工人遭遇被裁的現象，因為“機器換人”才剛開始，在整體上仍不能解決用工荒。在大多數機器換人的工廠，還相當程度上保留著原始的，以大量工人人手銜接的生產線。

       機器人的混戰

       如斯局面之下，機器人產業也迅速地進入了中國的高速車道，并被各地政府和產業資本催鼓為實體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在中國工廠們“機器換人”的生產線上，工位爭奪戰正在打響，各種自動化實驗遍地開花——然而，機器人能否徹底換掉中國工人，仍然是未知之數。反倒是哄哄鬧鬧的國產機器人產業，又似在重復“中國制造”的老路。

       目前，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地方政府們都在給“機器換人”做推手，施以事后獎勵、撥貸聯動、設備租賃補助和貸款貼息等援助。在東莞和順德，對設備購置費給予10%補貼，單個企業補貼額最高達100萬元。在浙江，企業租賃設備實施“機器換人”的補貼達到了15%。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的機器換人政策，大多指定當地企業的裝備產品。在近兩年，中國已經出現了超過40個機器人產業園，對機器人相關企業的招商也呈現白熱化。廣州一家龍頭機器人企業，曾被上海以3億補貼招徠，最終廣州為留住企業，不但許諾同樣條件，還以地皮“相許”。

       廣州數控研發部主任陳其忠曾為機器人投資算過這樣一筆賬：建立機器人制造廠至少需要2億元，然后每年產銷1000臺以上，否則盈利便無從談起。在大量資本進入智能制造業的時候，很多工業機器人已開始以“白菜價”叫賣。

       “為了上量，很多自動化公司做項目就拼命上本體、賣本體，一臺賺個一萬塊、五千塊也行。”農百氏說。

       實際上，國產機器人有著與“中國制造”相仿的發展軌跡：包括減速器等部件仍依賴日本和德國等國家的進口，產品基本上還是“組裝”而來；另一方面，口碑和技術皆發展多年的海外品牌在市場里更有競爭優勢，國產機器人基本上才去銷價求存的策略。

       無論如何，在政府們的動員之下，中國的工廠們正在進行大大小小的機器換人實驗。溫州在2014年要組織500家企業開展“機器換人”工作；東莞官方資料則顯示，有接近70%的企業投入資金開展“機器換人”工作，92%的企業表示未來2年將繼續加大投入或考慮開展。

       主要從事出口代工的東莞龍昌玩具集團是其中的一個機器換人的企業。在上周，龍昌負責人用工人減少的數字，以及良品率上升的幅度，對《棱鏡》表現其推進機器換人的成效。

       實際上，玩具行業是中國制造近年受諸多環境制約的“重災區”，東莞龍昌負責人坦承，集團本身已有廠遷移到印尼等東南亞國家。“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的工廠往外走，”這位負責人說，“留在東莞做‘機器換人’，一方面因為東莞的配套政策，另一方面也因為集團領導人有‘永不放棄’的決心。”

       浙江溫嶺的必克體育用品公司也做了顛覆性的嘗試。制鞋業普遍被認為高度依賴人手，全自動化制鞋技術目前從全球來看都未見成熟，該公司則投入數百萬元，購買設備建造了一條以18個工人去代替原來60個工人的自動化生產線。

       對于制造業重鎮們來說，“機器換人”也成了企業技術改造、乃至產業升級換代的先鋒措施。東莞政府已經表明，要對電子、機械、食品、紡織、服裝、家具、鞋業、化工、物流等重復勞動特征明顯、勞動強度大、有一定危險性的行業領域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實施“機器換人”應用項目。

       事實上，對于很多中小型制造企業來說，“機器換人”未必是符合實際情勢的選擇。多家工人數字不超過200人的工廠主都對《棱鏡》表示，它們沒有在自動化投入上有足夠投資以達到政府支持補貼的程度，也看不到未來兩三年的訂單前景，于是只能謹慎考慮。

       在那些做了機器換人的大工廠，生產經理們還得面對各種“實驗成本”：機器人難以處理鼠標滾輪嵌入的動作，機械手抓不住“又重又脆弱”的陶瓷，自動運輸機爬不上角度太大的斜坡，林林總總， “哪怕是砌墻，只要磚頭規格不是高度一致，機器人都做不了。”

       經理鄧邱偉說，對于中國工人們來說，機器人和自動設備的上馬，至少給他們成為“藍領”工人的機會：“至少，負責調控機器人設備的工人會少一些重復勞動，工資會高一點，而且還有上升通道。”鄧邱偉說，“這樣他們也能驕傲一點。”

       工人廖玉禪對此的想法，則更詩意一些——她對《棱鏡》說，自己更喜歡解放和自由，甚至可以聽著音樂，玩著手機在工廠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