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央行副行長劉士余在“2014年銀行業發展論壇”表示，現在一些大型企業遇到困難的時候，債權人和企業本身都寄希望于政府來牽頭行政和解。同時，他們會要求政府注入資產，幫助企業脫貧解困。劉士余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倒退，他指出陷入危機、但有救助價值的企業，應該走《企業破產法》中重整的路徑，而非政府牽頭重組。

       銀行業發展論壇邀請央行副行長演講，本來是希望他可以講講金融改革、防范金融風險、銀行業如何化解不良資產的，在當下，銀行業面臨的這些問題雖非生死存亡，但著實壓力不小。但劉士余的講話卻大談起企業應該通過《企業破產法》規定的路徑進行企業重整，顯然有其所指。

       銀監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連續9個季度上升至1.04%，不良貸款余額連續10個季度上升至6461億元。各省份中，經濟大省，也是不良貸款大省，浙江不良率為1.91%，山東不良率為1.42%，江蘇不良率為1.28%。

       更令人擔憂的是，雖然銀行業的不良率剛突破了1%，但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銀行業的不良率可能遠遠高于公眾的想象。6月份媒體披露，連云港的一家農商行2013年報顯示，營業利潤為負，資本充足率降至-4.56%，其不良率高達26.76%。

       銀行業的不良貸款對應的是企業的經營困境，江浙一帶不乏民營企業老板跑路的新聞。很多企業現在也只是財務上沒有倒閉，因為還可以靠銀行貸款的借新還舊來支撐。2012年，幾個部委就曾就地方政府的存量融資平臺的債務實行“風險緩釋術”，允許融資平臺到期債務展期、借新還舊等。事實上，“風險緩釋術”的應用絕不僅限于融資平臺，負債率較高的國有企業甚至大型民營企業或多或少都在享受這個待遇。

       正常的市場經濟中，企業經營不善，或者無法平穩熬過經濟衰退，破產倒閉是絕大多數企業的最終命運，這也意味著股權所有人的心血付之東流，銀行等債權人的權益被侵蝕甚至清零。這是誰都不愿意的，于是在中國更有可能的結局是，銀行繼續給陷入困境的企業貸款，幫助其渡過危機，兩廂得利。

       更進一步，企業的背后是地方的GDP、就業人數，地方政府也不愿意讓它們倒閉。現實中政府總是主動、被動地介入企業重整，鮮有企業以破產的形式進行重整或關閉清算。從數據上來看，美國一年有上百萬件企業和個人破產的案件，2009年更是高達150萬件。中國則一直沒有公布過破產的數據，據著名破產研究專家曹思源的統計，近十幾年來，每年不超過1萬件，少得可憐。

       這實質上是一種軟預算約束，尤其以國有企業為甚，大而不倒、僵而不死，有的企業甚至根本沒有現金流，完全只靠從銀行借新還舊來維持運營。這些國有及大型企業憑借政府擔保的信用，對利率不敏感，敢于在市場上以極高的利率拆入資金，是當前信托、銀行理財等行業可以維持較高無風險收益的主要背景。

       這種情況下，金融改革根本沒辦法再往下推進。過去的幾年內，貸款利率下限放開，銀行理財等存款替代品也推進了金融脫媒，利率水平已經朝著均衡水平發展。正常的市場情況下，較高的利率將提高企業的融資成本，績劣的企業將不得不破產而退出市場。但現實并不是這樣，由于市場中有的經營主體并不是市場化的，他們不擔心自己會倒閉。他們在借錢的時候，根本不考慮資金成本問題，在利率上升的環境中，他們毫無顧忌的借款行為加劇了利率抬升的速度，極大地扭曲了金融市場。

       劣不能汰，意味著優也不能勝，反而可能因為融資上的劣勢，被績劣企業擊敗。這個時候，銀行如何做選擇題？他們更可能支持有政府背景的績劣企業，而不會貸款給績優企業，因為后者沒有政府擔保。經濟效率就是這么被損失掉的，整個銀行業也陷入系統性風險，這也是今天中國面臨的局面，劉士余的擔憂恐怕也在于此。

       破產的過程當然是痛苦的，但唯有破產，才能讓企業優勝劣汰，從而促進市場整體效率的提升。只有破產的壓力，企業才不敢無所顧忌的高成本借款，才需要提高管理效率、進行產品創新、開拓新的市場。對于銀行業整體來說，單個或某些企業的破產雖然會讓風險管控能力不強的銀行利益受損，但也會突顯績優銀行的風控能力，同樣推進銀行業整體風險管理水平和經營效率的提升。

       從經濟大局來看，經濟結構如何才能調整，無非就是“落后行業出局、新興行業崛起”，落后行業的企業不按照《企業破產法》的規定破產，甚至還占據著絕大多數的銀行貸款規模，新興行業如何能崛起？經濟結構怎么能調整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