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順利召開，公眾寄望于它能夠成為中國再次釋放制度紅利的發力點，開啟中國經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增長周期。

       習近平此前在會見21世紀理事會北京會議外方代表時強調，“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內生因素很充分，我們對中國經濟保持持續健康發展抱有信心，中國不會落入所謂中等收入國家陷阱。”

       到2020年的這段時間被認為是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英國《每日電訊報》隨后報道說，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掀起飛躍式大發展，帶動中國擺脫中等收入陷阱，邁入高科技富裕國家之列。

       沿海地區經濟放緩

       自從2006年世界銀行發布的《東亞經濟發展報告》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以來，它逐漸被中國經濟政策研究所吸納，近年來成為中國經濟討論的熱點。一個經濟學界的術語，已經進入經濟決策的語匯中，中國也不能避免。

       上述報告說：拉丁美洲如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國家，東南亞的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家，在中等收入的道路上前進時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停留在中等收入階段。

       按世界銀行2008年分組標準，人均國民收入小于976美元為低收入國家；在976～11906美元之間屬于中等收入國家，超過11906美元為高收入國家。1960年被列為中等收入國家的101個經濟體中，到2008年只有13個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歷史顯示，許多經濟體常常都能夠非常迅速地達到中等收入的發展階段，但是只有很少的國家能夠跨越這個階段，因為要實現這一跨越所必需的那些政策和制度變化在技術、政治和社會方面更復雜、更加具有挑戰性”。世界銀行2007年對東亞經濟在經歷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的增長績效和未來做出研究時如是說。

       近來，民間對中國沿海地區所陷入的經濟增長衰退做出預計，認為沿海地區率先面臨中等收入陷阱。2011年，北京、上海的經濟增速分別只有8.1%、8.2%，位于全國省市自治區經濟增速的最后兩名，人均GDP為1.2萬美元左右。

       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12年《國際城市藍皮書》警告，人均GDP從1萬美元進入到2萬美元的階段，可能因為結構轉型、驅動創新因素缺乏而難以完成。而“鮑莫爾病”，即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提升比較慢，導致整體經濟放慢的情況，可能會發生。“更多地依賴服務業，而不是重化工業，因此整個經濟可能會陷入后中等收入陷阱。”

       “收入差距擴大”之虞

       國家統計局7月15日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49元，中位數則為11938元；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4817元，中位數則為4171元。

       上半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中位數相差1711元，與去年同期的1572元相比有擴大趨勢；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與中位數相差646元，與去年同期的613元相比也有小幅上漲。

       收入差距擴大是社會風險、社會不穩定的誘因，也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條件。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一鳴分析說，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是陷入“中產陷阱”的一個重要原因。公平發展不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創造更為均衡的發展，還能夠減緩社會矛盾和沖突，從而有利于經濟可持續發展。

       2001年至2010年，我國投資率從36.5%上升到48.6%，消費率則從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費率從45.3%降到33.8%，遠低于發達國家70%左右的水平。

       近年來，我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不同群體之間收入差距持續擴大。2000年城鎮20%的高收入戶收入是20%低收入戶收入的2.1倍，2009年擴大到5.7倍，農村由同期的6.5倍擴大到7.5倍。

       我國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大收入主體結構中，天平不斷向政府和企業傾斜，政府和企業在獲得高收入增長的條件下，將較多資金用于投資。分配失衡制約著消費能力，居民消費較難擴大。

       沿海地區的企業勞動成本在提高，當地經濟增長速度在下降，一些產業開始向東南亞地區轉移，空心化現象開始顯現，經濟學意義上的“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消失”被越來越多地引用在沿海地區經濟上。

       隨著沿海地區一部分流動人口逐漸被工業發展所完全吸收，勞動力供給進入“有限”階段，用工成本隨之上升，這中間的臨界點就是“劉易斯拐點”。

       “效率驅動”階段之機遇

       中國所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有其特殊性、國情化的一面。相比拉美國家，中國所面臨的政策性、階段性矛盾更加突出。

       早在19世紀中后期，拉美國家就陸續踏上了現代化之路。在之后的百余年里，該地區在增長模式轉型過程中走過了一個“之”字形的彎路，即經歷了初級產品出口導向、進口替代工業化和新型出口導向這樣三個發展階段和兩次轉型。“拉美陷阱”的重要政治背景是分配不公導致兩極分化。

       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研究員George J.Gilboy曾在2004年的《中國是否在拉美化》一書中告誡，如在2020年之前中國不能從“拉美陷阱”里逃出來，中國現代化進程將有可能像一個“方形輪子”，走走停停、斷斷續續。

       中國社科院拉美經濟研究所所長鄭秉文較為認同中國經濟的不平衡性和階段性，主要誘因有：投資和消費的失衡關系、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產業結構，城鄉區域發展不協調，科技創新能力不強，收入分配差距，農業基礎薄弱，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而將以上諸因素歸納便是“制約可持續增長的體制機制性障礙”。

       鄭秉文將目前已走過的33年改革開放視為從低收入跨越到下中等收入階段，而未來就是從下中等收入跨越到高收入國家的歷程，共四個歷史發展階段。“從成長驅動力的角度，概括為市場驅動、要素驅動、效率驅動和創新驅動等四個發展階段。”

       他認為，目前至“十四五”規劃前是第三階段，即從“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轉變的關鍵階段。“一是從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資驅動為轉向依靠消費、投資與出口協調拉動，屬于增長方式的轉變；二是從粗放增長向集約增長轉型，實為提高生產力和競爭力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