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以來，因美土外交關系持續惡化，土耳其里拉遭到大幅拋售，此外，阿根廷政府請求IMF提前發放貸款，暗示其經濟或將面臨重大風險，帶動阿根廷比索屢創新低。截至8月末，今年來土耳其里拉已貶值42%，阿根廷比索貶值49%。一時間，新興市場國家一片暗淡。

      其實自美國宣布退出量化寬松以來，市場都認為新興市場國家將遭遇到動蕩。今年，在美元指數走強、美元流動性收緊的大背景下，部分新興經濟體確實連續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動蕩。我們無法精準預言下一個發生危機的國家，畢竟，危機的發生總是一定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結合。以土耳其為例，高外債、高通脹、高額的經常賬戶赤字和財政赤字是其經濟痼疾，但導火索卻是因拘留了美國牧師而導致的美國對其經濟制裁。盡管無法對偶發的因素進行準確判斷，但我們可以通過分析各國家的經濟健康程度及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來判斷短板所在。

      為此，我們從經常賬戶占GDP的比重、財政結余占GDP的比重、外債占GDP的比重、外債結構（即中長期外債與短期外債之比）、外儲對短期外債的覆蓋率及銀行資本充足率6個維度進行了考量。同時，我們還增加了資本項目開放情況的定性分析，共追蹤埃及、巴西、阿根廷、俄羅斯、南非、印度、智利、印尼、墨西哥、秘魯、菲律賓、土耳其、泰國、以色列、中國、馬來西亞等16個新興市場國家。

      經常賬戶/GDP。新興市場國家國際收支危機的教訓是，經常項目逆差是否超過GDP的4%－5%是一個關鍵的早期預警指標。在追蹤的16個國家中，埃及的情況最為嚴重，經常賬戶逆差占GDP的比重近6%，土耳其的這一指標雖然仍在警戒范圍內，但也高達近4%。

      財政結余/GDP。財政赤字可以作為一項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增長，但需保持在一定的范圍內，否則會對經濟產生不良影響。16個新興市場國家中，同樣是埃及的情況最為嚴重，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高達12.5%。巴西、阿根廷、俄羅斯也分別達到7.7%、5.8%及4.2%。

      外債/GDP。即負債率，衡量一國外債的整體風險。目前，國際公認的負債率安全線為20%。外債是一把“雙刃劍”，在彌補經濟建設資金不足的同時，也會導致債務危機。新興市場國家普遍有舉借外債發展經濟的所謂“原罪”。一旦發達經濟體開始收緊貨幣政策，外部資金撤出，對外融資成本上升，新興經濟體便開始被動去杠桿，導致債務危機或者資產價格泡沫破裂。16個新興經濟體中，僅中國和埃及的負債率在20%內。負債率最高的智利達到66.73%。

      外債結構。即中長期外債與短期外債之比，該指標過低被認為有債務危機的隱患。一般認為，中長期外債與短期外債之比應至少超過3倍。根據2017年數據，中國中長期外債與短期外債之比為0.56，遠低于3倍水平。外管局認為，目前的中長期外債占比較2014年末時已提高了9個百分點，外債結構已優化。

      外儲/短期外債。即外儲對短期外債的覆蓋率，衡量在極端時刻一國動用國際儲備資產來償還外債的能力。一般情況下，要求外儲至少要100%覆蓋短期外債。在16個新興經濟體中，僅阿根廷和土耳其未達標，其中，阿根廷外儲與短期外債的比僅為64%，土耳其為70%。綜合整體外債情況考慮，阿根廷、土耳其、智利、馬來西亞、南非負債率較高，但外儲覆蓋程度相對較弱，需密切關注。

      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衡量了銀行對負債的最后償債能力。印尼銀行業的資本充足率達到23.18%，中國銀行業的資本充足率為13.65%。

      資本項目的開放情況。理論上，資本項目開放程度越低，則資金大規模流出的難度越高，沖擊相應較小。在我們追蹤的16個新興經濟體中，埃及、秘魯的開放程度最高，中國、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的開放程度中等，其余較低。

      綜合來看，16個新興經濟體中，埃及的情況最不樂觀。6個評估指標中，有4項表現均為最差，加之其資本項目開放程度較高，資本外流時所受沖擊也會最大。馬來西亞、南非、土耳其的狀況也不容樂觀，各有3項指標表現最差。其中，馬來西亞的問題主要是因為外債負擔較高，且外債結構不盡合理，加之其資本項目開放程度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中較高，若遭遇外部沖擊，有可能受到較大程度擾動；南非、土耳其則均為“雙赤字”國家，內部經濟可持續發展動能存疑，且外債占比過高，容易引發債務危機。

      中國情況整體相對健康，經常賬戶順差占GDP的比重在國際公認的合理水平以內，且負債率水平在所追蹤的新興經濟體中最低。但所謂居安思危，中國仍需密切關注國際國內形勢變化，防范異常跨境資金流動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