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5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華盛頓出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年會期間，在G30國際銀行業研討會上就中國經濟前景發表演講，主要內容如下：

　　過去幾年來中國經濟增速持續放緩，自此前高于10%降至2012年的8%左右以后，繼續降至2016年的6.7%。但今年以來經濟增長動能有所回升，上半年GDP增速達6.9%，下半年有望實現7%。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家庭部門消費的快速增長，1-8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0.4%，消費對象逐漸從傳統的商品轉向服務，因此服務業發展加快，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從15年前的約40%上升為當前的55%。經濟增長促使就業整體保持穩定，1-8月新增城鎮就業約1000萬人。這也是中國龐大的人口規模需要保持的就業增長速度。同時，CPI同比增長1.8%，PPI增長6.3%，名義GDP增速達9.5%。

　　從貨幣供應和信貸數據看，今年初以來，中國已進入去杠桿進程，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速持續放緩，當前已低于9%。整體杠桿率開始出現下降。雖然幅度不大，但趨勢已經形成。金融危機以后，中國開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對危機，所以在2009年后的兩年內中國債務占GDP的比重大幅上升，但這是值得的，因為中國經濟很快從危機中恢復。現在，中國需要將杠桿率降下來。

　　得益于外部環境的改善，今年以來中國進出口表現較好，商品貿易順差為4000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但進口、特別是服務業進口增長較快，經常項目順差預計今年占GDP比例將降至1.2%。從國際比較看，中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程度較低。

　　關于去杠桿。中國的整體宏觀杠桿率較高。分部門看，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并不高；居民部門債務占GDP的比例仍然處于低位，但增長較快；主要的問題是企業部門債務占GDP的比例較高。得益于低利率環境，當前償債率仍較為合理。很多人可能會問，為什么企業會有這么高的杠桿率，為什么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愿意給企業提供這么多貸款。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很多經濟學家指出的，中國地方政府通過各種融資平臺借款，形成了較多的債務，這在統計上體現為企業部門債務，會導致企業部門債務高估。如果將這部分統計為政府債務，企業部門債務會大幅下降，政府債務相應上升，這種債務結構也更加平衡。因此，看待中國的杠桿率，不僅要看國有企業等企業部門債務和銀行信貸問題，還應重視地方政府債務問題，而后者與推動城鎮化進程有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四條款磋商團隊也向我們提出建議，應認真研究政府間財政關系，改革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責任劃分。

　　關于產能過剩和城鎮化。中國已開始削減鋼鐵和水泥行業的過剩產能。這些行業產能過剩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二是城鎮化進程很快，這兩者都需要大量鋼鐵和水泥。中國的基礎設施已得到很大改善，但城鎮化進程還在進行中。從登記戶籍人口來看，目前城鎮化率僅為40%左右；但根據人口調查統計結果，城鎮化率約為50%；如果使用樣本分析法統計在城鎮居住滿六個月的人口數量，則城鎮化率為57%。這意味著仍有大量農民正在向城市遷徙，雖然這些人可能已在城市找到工作，但尚未在城市落戶安家。因此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仍處于高速發展階段，導致對鋼鐵和水泥的需求較大。中國政府希望推動結構改革和優化，高度重視環境保護，因此自愿削減10%的鋼鐵和水泥產能。目前，去產能已經取得了積極效果，預計能完成既定目標。

　　關于比較優勢轉移，現在中國許多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已向東盟及東南亞地區轉移，也有越來越多的中國投資者去非洲投資，將部分產業轉移至非洲。所以服務業在中國經濟中的占比越來越大，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但仍存在服務業競爭力不夠的問題。雖然有一些優勢產業，但醫療教育等行業仍較為薄弱，仍需進一步努力。

　　關于金融穩定。今年7月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決定成立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未來將重點關注四方面問題。一是影子銀行。事實上我們已于兩年前開始著手應對這一問題，目前已取得積極進展，許多影子銀行業務已回歸銀行部門，被納入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二是資產管理行業。這一問題較為復雜，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三家分業監管的監管機構針對同一資產管理行為可能有不同的監管規定，我們同意金融穩定理事會的相關建議，應理順和精簡對資管行業的監管。三是互聯網金融。目前許多科技公司開始提供金融產品，有些公司取得了牌照，但有些沒有任何牌照卻仍然提供信貸和支付服務、出售保險產品，這可能會帶來競爭問題和金融穩定風險。四是金融控股公司。我們觀察到，一些大型私人企業通過并購獲得各種金融服務牌照，但并非真正意義上的金融控股公司，其間可能存在關聯交易等違法行為，而我們對這些跨部門交易尚沒有相應的監管政策。

　　未來我們將進一步深化改革，逐步推動經濟去杠桿。同時，加強金融監管協調，推動金融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維護金融穩定。

　　國際貨幣金融機構官方論壇(OMFIF)主席David Marsh提問：有人說當前全球存在“領導力真空”，您是否認為此時是中國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增強領導力的時刻？您在演講中提到了中國經濟的各種積極表現，這似乎為討論儲備貨幣體系改革、特別提款權的作用、貨幣互換機制常態化等問題時推動中國主張提供了一個契機。

　　答：近幾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在國際經濟治理中開始發揮一定作用，包括參與儲備貨幣體系改革以及貿易與金融穩定等政策的制定工作。但中國目前仍重點關注解決國內問題，包括如何繼續促進經濟發展，推動監管改革等，從而跟上全球發展步伐。

　　很高興看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這令人鼓舞，也會激勵中國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更好發揮人民幣作為可自由使用貨幣的作用。雖然中國更積極地加強了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清算銀行以及金融穩定理事會的合作，參與了標準制定工作，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貨幣互換是全球金融危機的意外產物。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伊始，由于缺乏硬通貨，銀行發展代理行關系也面臨困難，周邊國家提出與中國簽署本幣互換協議，支持區域貿易發展與便利化。起初是韓國、東盟和中亞一些經濟體，后來逐步擴展到世界其他地區，例如阿根廷、烏克蘭和埃及等。因此，貨幣互換機制可以說是金融危機的意外產物。中國支持進一步發展全球安全網，這可能比雙邊安排更為有效。

　　花旗銀行前總裁Bill Rhodes提問：去年您曾對中國債務占GDP之比上升表示擔憂，但感覺您今年對中國債務問題比較樂觀，中國政府目前正在積極采取措施應對債務問題。不知道上述判斷是否正確？

　　答：關于債務問題，應當看到，在城鎮化過程中，存在財政透明度不高、政府間財政關系有待理順、缺乏明確的財政紀律約束地方政府等問題，因此金融市場對地方政府債的定價存在扭曲，向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提供貸款的定價也存在扭曲，這導致商業銀行和金融部門低估了地方政府財政風險。相信這些問題會逐步得到解決，金融市場會變得更加透明、健康。今年7月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也強調要重視政府債務風險，同時也應看到，與私人部門債務和外債相比，政府債務風險較低，我們將通過推進財政改革積極應對有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