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經濟增速放緩、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仍未消除的今天，全球主要經濟體的關注目光已從危機轉向經濟結構的改革和創新。探索適合自身發展模式的新的經濟結構以及新的合作模式，是全球新局勢下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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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形勢

       全球經濟面臨諸多不確定因素

       李向陽：全球經濟在經歷了國際金融危機后的短暫反彈后，從2011年起進入了一個低速增長階段。危機階段政府實施大規模經濟刺激措施的功效消退之后，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都面臨缺少新增長動力的難題。與此相關的另一個新難題是，全球貿易的增速大幅下滑，改變了多年來貿易快于經濟增速的格局，貿易不再成為拉動經濟復蘇的主要動力，尤其是美國經濟的復蘇已不再能夠通過貿易渠道拉動其主要貿易伙伴出口的強勁增長。

       張海冰：相對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過去7年，目前全球經濟關注的重點開始從危機應對轉向創新和轉型。在這一背景下，全球經濟新局勢呈現出三個突出特點：經濟增長出現分化、全球經濟治理規則的重組以及新的風險因素的累積。經濟增長分化不僅發生在發達經濟體內部，新興經濟體增長也呈現明顯的差異化趨勢，全球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正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因素。其中，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因素的交織，已成為影響地區和全球經濟走勢的一個重要因素。

       克勞斯·施瓦布：當今世界正經歷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特別是技術方面的變革。導致這些變革的因素通常我們無法理解，其帶來的后果也難以預料。世界似乎變成了讓人更加憂心的地方，幾乎在任何角落都能看到風險，也走到了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一邊是分裂、仇恨、原教旨主義，另一邊是團結和合作，這兩股力量撕扯著世界，也將讓2015年成為經濟劇烈震蕩的一年。

       莊巨忠：全球新局勢包括很多因素，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發展速度漸趨溫和，但新興經濟體的整體增速仍超過發達經濟體。新興經濟體的地位將持續上升，全球經濟重心繼續從西方轉向東方。全球市場波動性預計將增大，美國預期的升息將沖擊全球流動性，導致資金從發展中國家流出，使這些國家的貨幣進一步貶值。地緣政治緊張、商品市場波動加劇，以及一些經濟體面臨金融壓力增大等問題，使投資者的風險偏好將出現轉移。新興市場必須對意料之外的沖擊保持警惕，有效運用政策工具，維護金融穩定。

       新重點

       在改革與創新中尋找增長點

       李向陽：高速增長階段的終結正在迫使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亞洲新興經濟體進行改革，尋求新的增長動力。發達國家同樣面臨經濟轉型問題，但各國經濟轉型的任務及所受到的約束條件有所不同。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美國與歐元區面臨的轉型任務相似：改變負債消費模式與“去杠桿化”。美國通過量化寬松政策、改革金融體系、推動制造業回歸與“頁巖氣革命”初步完成了經濟轉型任務。而歐元區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實體，推行統一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受到了制約，況且也沒有美國“頁巖氣革命”這一“意外之財”。相比之下，日本經濟轉型的重要任務是打破通縮與結構性停滯的惡性循環，為此“安倍經濟學”已經邁出了第一步，但隨之而來的結構性改革卻受到了阻礙。

       張海冰：新興經濟體的高速增長期是否已經結束不能輕易下判斷，這要取決于其經濟結構調整和創新舉措的實施是否能切實提高生產效率。如果措施得當，部分新興經濟體仍有望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速。其中有兩個動向值得關注：一是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產業轉移，及由此帶來的貿易轉移和貿易創造效應；二是新興經濟體新一輪的經濟結構調整和對創新能力的關注，有可能產生新的競爭力和增長動力。

       對發達國家發言，其轉型和創新一方面是應對經濟發展遺留和積累下來的問題，如金融風險的監管和控制、政府赤字和債務總規模的控制、社會福利體系的改革等；另一方面是對全球經濟未來發展的引領作用，比如互聯網技術發展帶來的深度信息化趨勢，新能源技術創新引領的綠色產業化趨勢等。

       克勞斯·施瓦布：新興經濟體需要從出口導向型經濟轉向內需拉動型經濟。新興經濟體需打造新的增長引擎，即走內生性發展道路，擴大國內投資，提升科技創新水平，增加國民收入。中國經濟“新常態”正是致力于這種改變，為新興經濟體實現可持續增長提供了一個政策選項。

       如果沒有結構性改革和機制性創新，發達經濟體也很難走出當前困境。在全球化、人口規模、技術創新和環境變化等因素的綜合影響下，世界經濟進入大轉型時期。發達經濟體首先需要清醒地認識到當今世界所發生的深刻變化，順應形勢做出心態和政策上的調整。發達經濟體應放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對全球投資和貿易持更為理性和寬容的態度。發達經濟體需要激活勞動力市場，并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莊巨忠：從中期來看，新興經濟體的首要政策是繼續深化結構改革，改善經濟基礎、促進結構轉型與尋找新的增長點。這包括通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來提高生產力；通過促進國內需求和消費、推動跨區域和南南貿易的方式來刺激經濟增長；提升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等。對于商品出口型新興市場而言，中期政策的重點在于促進經濟多樣化，減少對商品出口的依賴。

       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歐元區需要實行具體的財政穩定計劃和結構改革措施，包括更有力的金融調控、更靈活的就業市場和財政以及更加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系等；日本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結構改革的重點應包括對勞動力市場、醫療保健、農業及其他更多商業領域放松管制；就美國而言，它的挑戰是如何在不損害經濟復蘇和增長的情況下，實現中期的財政穩定。

       尤里·達杜什：美國保持近兩年的經濟增長沒有太大問題，問題在于如何保持長久的可持續性增長。美國需要在移民政策、醫療保障、稅制和社會公平方面進行長足的改革，解決社會貧富差距過大問題，只有解決了這些問題，才能增強投資者的信心。但由于華盛頓的政治僵局，短期內很難推動解決這些問題。對于日本來說，需要減持債務，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讓婦女更多地參與到勞動力市場中，提高服務業比重。對于歐洲而言，例如法國和意大利，需要解決勞動力市場不靈活的問題，其次應該進一步強化歐元區的機制作用。

       新合作機制

       需要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充分參與

       李向陽：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在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方面曾有過短暫的共識，但由于經濟轉型的目標存在差異，雙方協調合作的空間客觀上縮小了。更重要的是，不同于危機前的全球多邊主義合作為主導，危機之后以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開始轉向區域主義合作，以便能夠在經濟規模占劣勢的情況下繼續主導全球經濟規則的制定。

       克勞斯·施瓦布：當前的經濟形勢呼喚更密切的國際合作，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所有的利益相關方必須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展開對話與交流，并達成共識。

       當今世界充滿了紛繁復雜的挑戰，這些挑戰超越了傳統的治理界限，也超出了當前國際體系的框架。為應對這些挑戰，必須建立新型的全球性合作機制，這需要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充分參與。這種新的合作機制能夠靈活應變、不拘泥于某種形式，能夠應對層出不窮的新挑戰，同時深受信賴，公正無私。

       莊巨忠：新興市場重要性的不斷提高，意味著我們生活在一個多極的世界里。這將對全球貿易和投資、全球經濟治理有著重要影響。在南北經濟關系繼續加強的同時，南南之間的貿易、投資、資本流動、技術與知識轉讓將越來越重要。新興市場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作用日漸凸顯，將在全球重要經濟和發展政策制定時，要求更大的發言權和影響力。

       中國新常態

       仍是拉動世界經濟的重要引擎

       李向陽：中國經濟的新常態是以經濟增速下調和經濟轉型并存為特征的。這并非是一個自然的結果，而是需要努力爭取的目標。經濟轉型意味著中國經濟的需求結構、產業結構、投入要素結構等都要做出重大調整。目前，經濟轉型已取得初步成效，如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貢獻的提升；服務業所占比重已經超越制造業等。成功的結構轉型將促使中國經濟進入可持續的發展軌道，這將為其他國家提供更大的市場，創造更加均衡的全球經濟增長。同時，作為結構轉型與新一輪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會給沿途國家創造一種新的增長動力。

       張海冰：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外環境都發生了變化，未來是否能夠實現可持續的、平衡的和較為強勁的經濟增長，關鍵還是要看改革和創新。對世界經濟而言，中國的貢獻至少有兩個方面值得關注：一個是中國的發展道路和經驗，為發展中國家探索發展提供了經驗和機遇；二是中國的市場、技術和資金都是全球經濟發展的稀缺資源，對于促進全球經濟的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克勞斯·施瓦布：我一直是中國經濟的樂觀派，過去30多年中國成功保持了經濟的高速增長，現在依然是拉動世界經濟的重要引擎之一。中國經濟新常態不僅有助于中國實現可持續增長，也有利于全球經濟健康發展。中國內需的擴大會帶動進口的增長，產業升級也會拉動新一輪投資，增強對外資的吸引力。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無疑是為復雜的世界經濟環境提供了一些穩定和積極的因素。2015年中國仍可能是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

       尤里·達杜什：我相信中國經濟會軟著陸。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是好的，有著高投資、穩健的金融環境，中國政府在各個方面都在追趕上西方國家。中國政府有宏觀調控能力，在貨幣政策上仍然有可調控的空間。同時，在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中國仍然有廣闊的經濟發展空間。

       李向陽（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
       張海冰（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
       克勞斯·施瓦布（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
       莊巨忠（亞洲開發銀行副首席經濟學家）
       尤里·達杜什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國際經濟項目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