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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快速發展，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大國之一，被譽為“世界工廠”。然而，就在中國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邁進的關鍵時期，在經歷了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之后，尤其在歐債危機日益加重之際，我國制造業在某些地方已開始出現某種程度的發展疲態。而國際上唱衰中國經濟及制造業的聲音也沉渣泛起。在這種復雜的形勢下，如何防止中國制造業“未強先衰”，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自金融危機特別是歐債危機爆發以來，我國的制造業就開始陷入了某種程度的停滯狀態。現在，這種情況更為明顯。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最新數據，今年1-7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26785億元，同比下降2.7%，而7月當月實現利潤3668億元，同比下降5.4%。在41個工業大類行業中，有15個行業同比下降，其中大部分屬于制造業。讓人感到不安的是，今年以來，制造業全行業的利潤總額同比增速幾乎是月月下降，這種情況實屬罕見。
與此同時，作為我國吸納勞動力就業的主要陣地之一，制造業的低迷再次導致了農民工的返鄉潮。據有關調查，在浙江、江蘇、福建等制造業發達的東部地區，農民工返鄉的情景已經提前到來。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特別強調，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就業形勢將更加復雜、更加嚴峻，促進勞動者充分就業的任務十分繁重，必須作出更大的努力。
就在中國制造業陷入低迷之際，美國則采取了一系列鼓勵性政策，吸引本國制造業回流。而隨著海外勞工成本的上漲，以及超長供應鏈等多種因素帶來的挑戰，越來越多的美國企業正在考慮將原先位于海外的生產基地搬回美國本土。根據麻省理工學院供應鏈管理專家大衛·利維最近對108家總部位于美國的跨國公司調查顯示，有14%的企業明確打算將部分制造業遷回美國本土，三分之一的受訪企業則表示正在考慮為回岸采取措施。發達國家制造業的回流，無疑對承接國外加工制造業的重鎮中國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從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中國制造業面臨的困境似乎來得太早了些。19世紀中期，英國曾經依靠其“世界工廠”的地位，使其經濟發展創造了歷史上的最高水平，同時也成為世界的金融中心。但隨后，英國工業資本大舉對海外投資，20世紀初，英國海外投資一度超過國內投資的規模，致使英國國內工業生產從19世紀末期開始下降，技術進步速度明顯放慢，最后被美國和德國超過，從“世界工廠”跌落為工業品進口國。
美國則復制了英國制造業發展的老路。早在1913年，美國工業生產產量就已相當于歐洲主要國家的總和，占全世界的1/3以上。1929年美國占全球制造業的比重達到43.3%的最高值。上世紀六十年代后期，美國制造業開始衰退，此后美國經濟整體呈現出明顯的后工業化特征并且持續低迷；1990年代后，美國借助信息技術革命，實現了工業結構向“高新技術化”方向發展，使制造業重振雄風。美國制造業協會的報告顯示，1992到1997年美國GDP增長的29%來自制造業，成為美國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部門。但近些年來，美國開始實施“非工業化”政策，降低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這一政策直接導致了美國制造業的萎縮和衰落，其占GDP比重下降到2004年的12%，就業比重從最高時的35%降到目前的10%左右，遠遠低于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
最新的例子則是日本。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依靠制造業實現了經濟的起飛。到1970年，日本的制造業工人占全部就業人員的比重一度高達27%，日本制造更是在全球市場上傲視群雄。但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經濟泡沫破滅以來，日本的制造業開始走向了漫漫的下坡路。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的統計，在1996年—2006年十年間，日本的制造業工廠減少了一半，只剩下54萬家。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制造業的產值占日本整體經濟的35%，但在2009年這一數字已經下降至18%。而日本制造企業今年最新的財報顯示，制造業的衰退仍在進一步加深。比如在2011財年，日本家電的三大巨頭索尼、松下和夏普共虧損1.6萬億日元(約合1283億元人民幣)，虧損額不斷刷新紀錄。
但是，從發達國家制造業的發展軌跡來看，他們的制造業大都是在經歷了一個高峰之后才逐漸衰退的，并且都已經實現了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轉變。只是在國內產業結構變化，以及中國、韓國等新興制造業大國崛起的過程中，生產基地出現了外移，但仍舊保持了研發中心留在本國的格局。
很顯然，中國目前的制造業發展程度遠不到發達國家出現產業轉移時條件。從總量上看，中國是名副其實的制造大國。據統計，目前我國在全球制造業產值中的比重已達到20%左右，成為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中國制造業中有100多類產品的產量居世界第一位。但和制造強國相比，中國制造業仍處于較為初級的發展階段。一方面，中國制造仍以代工、加工為主要特征，真正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并不多。這就決定了僅僅依靠勞動力眾多而又廉價的競爭模式缺乏長久性。另一方面，中國制造產品的附加值低，僅僅在低端市場具有一定競爭優勢。中國雖然是高端奢侈品的消費大國，但卻是生產上的小國。即使是在本國生產，也大多是代工或貼牌式的模式，而且國內鮮有真正的奢侈品品牌。
由此可見，中國離真正的制造強國仍差距不小。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制造業卻提前出現了“未強先衰”的苗頭，其典型特征就是產業的“空心化”提前來臨。根據統計數據，2007—2010年中國企業500強中，制造業營收總和占40%以上，但利潤額只有30%左右。目前我國制造業的增加值率僅為26%，與美國、日本及德國相比，分別低23、22、11個百分點。即使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制造業的增加值水平也明顯偏低。
導致我國制造業“未強先衰”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首要位置的還是成本問題。在勞動成本上，隨著社會保障體系的健全和最低工資標準的不斷提高，制造業的勞動成本成為眾多企業難以承受之重。最近幾年，我國各地的最低工資標準幾乎都是以平均20%的高速在提高，在企業利潤水平提高緩慢甚至下降的情況下，工資的提高就必然會加劇生產的困難。匯率的持續攀升則是中國制造業的另一個對頭。自2005年實行匯改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已經上升了20%以上，這意味著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匯率的上升將侵蝕企業本已微薄的利潤。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由于制造業企業與商業銀行、房地產企業等暴利行業存在過大的利潤差距，這就進一步加劇我國制造業出現“空心化”的趨勢。持續攀升的財務成本，使得大多數制造企業成了為銀行打工的角色。而房地產業的暴利，更是加劇了逐利資本從實體經濟向虛擬資產的轉移。放棄實體經濟而追逐炒房、炒金甚至放高利貸性質的“炒錢”，正在成為許多制造業中心地區的流行風尚。
因此，要遏制中國制造業“未強先衰”的趨勢，必須多管齊下。首先，在減輕制造業負擔上采取實際有效的有力措施，擴大企業的盈利空間。在經濟困難時期，有必要充分考慮企業的勞動力成本承受能力，不能簡單地將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等同于單純地漲工資，要將工資的上漲與企業效益提高掛鉤；其次，扭轉人民幣匯率單邊上升的趨勢，擴大匯率波動的范圍，盡快形成反映市場供需的匯率形成機制；再次，有必要盡快實行全面的減稅政策，摘掉企業稅負沉重的帽子，只有企業效益提高了，才能實現稅收長遠持續地增長，絕不能走“竭澤而漁”的路子。
最后，破除銀行壟斷，允許民間資本參股甚至設立銀行機構，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步伐，減輕企業的財務成本。必須下決心遏制房地產泡沫，引導更多的民間資本投資實業。只有如此，中國的制造業才能重振雄風，“未強先衰”的悲劇才不會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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